父亲陆定一1996年5月9日去世，终年90岁。中央授予他“伟大的”称号，是家乡江苏省三个被授予“伟大”称号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，其他两人是瞿秋白同志和周恩来总理。
坚持实事求是，文章“一个字不改”
父亲1978年12月1日出狱，被关押13年，身体坏得不成样子。刚刚出
虽被关押13年，受尽凌辱和折磨，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，始终没有变。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，也对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。其中，特别有两句话，一句是提出：“彭德怀同志的‘意见’是正确的，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，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”；另一句是：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“愈搞愈‘左’，这种‘左’倾错误，后来发展成为路线，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‘四人帮’，才得以纠正”。这两个观点，现在普遍被接受了，但当时对所谓“大跃进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，当时都还是“禁区”，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，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，因而有些同志来打招呼，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。父亲虽深感压力，但决意不删，他说：“我们再不能搞‘两个凡是’了。”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：“这篇文章，你一个字也不要改。”
拍案而起，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
改革开放初期，农村实行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生产力得到解放，农民生活提高，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。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允许，认为这是“扰乱经济秩序”，是“长途贩运”，是“投机倒把”，“抢占国家资源”，是“地下工厂”，受到打击，被视为“违法行为”。1981年，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二百多位企业家，包括马胜利。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，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也上吊自杀了。他拍案而起，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，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，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，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，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，使农民“离土不离乡”。他在信中明确提出“谁打击社队企业，谁就是打击农民”，第一个站出来，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，为民请愿，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。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，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，会上引起一片哗然，父亲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三年之后，终于第一次把“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”写上了中央文件。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，都激动得跪下，说：“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。”
力排众议，冒死进谏保故宫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。
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：“北京、开封的房子，我看了就不舒服”，“南京、济南、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，北京、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。”
1958年10月13日，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《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》，认为需要“坚决克服地广人稀，封建落后的现状，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”。报告提出，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，增辟休息地点；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肆清除，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，以70％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。
陆定一与家人合影
“大跃进”之后出现的“三年困难”，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，被迫搁浅。但在此期间，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“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”。即在当时的形势下，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，也着手改造工程，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“人民性”的“糟粕”建筑进行清理拆除。于是，绛雪轩罩棚、养性斋罩棚、集卉亭、鹿囿、建福门、惠风亭等一批‘糟粕’建筑，于一年之内被拆除。
20世纪60年代初，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，改造方案是：“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，并将文华殿、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。”
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、赞同的情况下，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，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，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。父亲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：“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，原状不应该轻易动，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”，“关于房子改造问题，小房、小墙可以拆一些，但要谨慎。马路可以宽一些，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，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。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，古色古香”，“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，对观众进行教育，这就是古为今用”。父亲还表示：“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(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)。”
中央听取了不同意见，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。
强调“事实”是新闻的“本源”
父亲认为，“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，乃是事实”，故此他1943年8月在延安时就提出了我党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：“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”这短短14个字。
父亲认为：“事实”是第一性的，是客观存在的，而“新闻”则是第二性的，“政治”也是第二性的，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、被决定的，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，这就涉及立场、观点、修养、道德、目的等，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。他始终认为：“新闻真实性，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。”
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“前提条件”下笼统提“新闻为政治服务”这个口号，他说：是否为了所谓政治，为了政绩，就能去报喜不报忧，就能去欺上瞒下，就能说假话?这是在强奸民意!混账新闻!集团有集团的“政治”，地方有地方的“政治”，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。
1946年1月，父亲就《新华日报》创刊八周年之际，撰写文章《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》，再一次提出：“报纸有两种，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，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，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，叫人民聪明起来。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，告诉人民以谣言，闭塞人民的思想，使人民变得愚蠢……它对于社会，对于人民，对于国家民族，是一种毒药。”父亲说，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，有了这一条，就有信用了，有信用，报纸就有人看了。
惩治腐败需用“外力”
执政党的腐败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，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。
父亲对我讲：这一问题，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，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。但是，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，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，那该由谁来管?对这个问题，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。
父亲又讲：毛主席也提出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，你们怎么办?”他老人家是主张用“大民主”和“(文化)大革命”的办法去解决。当然，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，那么采用“二次革命”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，当然是对的。但是，如果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，我们就不能使用“革命”和“暴力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。此时“专政”的主要职能，应逐渐转向对外，而对内部，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，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，来解决腐败问题。
对于当前党内采用“自律”的方法，父亲讲：光靠自律，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，自己既是“运动员”，又当“裁判员”，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(功能的)“缺失”，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。
父亲主张：“党的反腐问题，其‘裁判权’和‘监督权’，一定要放在外部。在自律的基础上，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，才能更上一层楼。”而且“反腐的效果好不好，也要民众说了才算，而不是自己”。
父亲认为：“这种监督利大于弊，不要怕别人讲话。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，不要压制，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”要加强这两种监督，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“民主政治”建设。
1980年6月，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，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，向党中央呈书，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，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，要给予“免责”权，列入宪法的保护中。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。
晚年反思，严于律己
父亲在“文革”中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，是最早被打倒、批斗的领导人之一，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，关押了13年，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，甚至惨死狱中。但是，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，却又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，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“局外人”，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。
他对我说：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没有经验，全党幼稚，理论也不成熟。我们跟着主席，向前探索，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。探索的过程，有的成功了，是“丰功伟绩”；有的不成功，犯了错误。毛主席所犯的错误，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，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，我们都拥护、支持和执行过。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，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，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，我也有份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“我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么久，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，斗这个斗那个，一直没有停。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，我照办了，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。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，当然由我负全责。”
一些报纸杂志这样评论：“陆定一是一位善于反思敢于否定自己的共产党人。这样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”
一生坎坷，无怨无悔；最后遗嘱，两宗心愿
父亲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。父亲参加革命很早，但他参加革命的原因却和许多人不一样。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很多人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参加革命，而他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、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他是为了实现救国理想，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了革命。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(交通大学前身)，还在读书时就参加了“五卅”运动，受先进思想影响，而矢志要改变社会的不平等。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后，是随着所受思想的影响而前进的。他先加入国民党，追随“三民主义”，希望实现工业救国、技术救国的理想。后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，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靠工业和技术是不能救国的，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，推翻旧社会，破除官僚、军阀，中国才能有光明前途，从而确定了他最终的革命志向。
在他的革命生涯中，两次被开除党籍，三次被打倒，特别是“文革”中，父亲母亲各被关押13年，二姨三姨四姨各被关押9年、6年、8年，外婆被逼死在狱中，我也被关6年，并打断了肋骨，三叔叔也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。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坎坷。人老了总会觉得这十分悲慨，但父亲并不这么认为。他在《预立遗嘱》中写道：“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。‘出入几生死，往事泣鬼神’。回想过去，大至政治主张，小至个人品质、个人道德，都是没有什么遗憾。古来志士仁人，老来都有‘悲慨’，我没有这种悲慨，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，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，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，把中国扶到富强的道路上。哪里还有什么‘悲慨’可言。”“我怀念革命中牺牲的无数有名无名的烈士们，相信中国人民将会永远纪念他们……我已老迈，不能为革命和建设做更多的贡献。相信必定后继有人。共产主义的实现，是千年的事业……这个事业必定胜利。”
父亲临终前讲：“参加革命几十年，几经生死，我无怨无悔!”
1996年5月7日，父亲在弥留中，用尽气力断断续续地说：
“……要让孩子上学!
……要让人民讲话!”
随后，他便陷入深度昏迷，再也没有醒来。5月9日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那两句话，是他最后的遗言。
这是一个为党工作了七十多年的老人，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。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，仍是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和要给予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。
（摘自《我的父辈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，定价：45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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